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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小平 从导师到投资人

2014-01-27 17:04 | 人物周刊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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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 “对投资人来说就要有信人的能力,相信别人的能力也是一种天才,我有这个能力!”——徐小平

徐小平的人生远谈不上一帆风顺,大学毕业后去了北大任教,而后出国。一个音乐学院高材生,并没有在国外找到未来。回国创业失败,再次出国。又回来,到接近四十岁上,才给人生翻开了另一个篇章。 

音乐人开英语学校

1979年,江苏泰州文工团小提琴手徐小平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理论系。23岁的他来到北京。到音乐学院的第一天,读到《北京文学》上刘心武的文章《我爱每片绿叶》,“这篇烂小说比音乐学院里咿咿呀呀的琴声更让我感动。文学能打动我,音乐却不能。”迄今为止,科班出身的徐小平也很少听音乐。

毕业后,徐小平面临几个选择:搞学术;到文化部群众文化司当干部;到音乐出版社搞音像出版。为了对得起自己的社会理想,他去了北大,当团委文化部长,一干就是5年,最终却发现自己“并不适合从政的那种操作”。

和今天拜倒在他师门下的千千万万咨询者一样,当时的徐小平在留下和出国的天平上摇摆不定。“如果我在中国搞唱片出版,一年可以挣几十万。”但当时中国不开放,他觉得就算是赚几十万,心里也一点欢乐都没有。于是1987年,在一年挣30万和出国之间,他选择了出国。

现在的徐小平主张年轻人在进行人生选择的时候,不要考虑户口等因素。他讲了一个20多年前的例子。1983年,他的新婚妻子从老家到北京探亲,想请病假多呆几天,领导不批准。于是徐小平向领导吐出“辞职”两个字。他认为妻子是拉小提琴的,教教琴也能活。这番较量没让徐小平夫妇饿死,倒是校长当时就被吓哭了。“1983年的时候,他很难想象我们竟然敢辞职!”

1987年最后一天,徐小平来到美国俄亥俄州。到达的第一天,他就想回国,“其实我从事的文化活动,除了中国没有地方可以施展,我这个才华只能在中国贩卖。所以我当时一到美国就有前途渺茫后路已断的感觉。”

1993年,徐小平别妻抛子回国创业,结果还没开始就结束了。问题出在合作伙伴身上。“他跟我说有几千万资产,结果全是负资产!”

惨败而归的徐小平回到加拿大。“回去后人家问我想干什么,我说还想回中国。很多留学生,包括现在的留学生,都是想回国捞一笔,然后出国花钱。我说要么不回去,要回去就要扎根在中国。这不是从爱国的角度讲,是从生意的角度。你不可能三年五年就发大财。就算发了,你也还想再发吧?中国机会是无限的。”

1996年,40岁的徐小平再次从加拿大回国。当时他的两个孩子已经出生,事业却一筹莫展。这个时候,他遇到了一生的转折点。他来到新东方。他的英文能力、演讲素质以及对出国留学形势的了解,在当时的出国热潮中派上了大用场。

从男孩时代起,徐小平一直期待做点事情让母亲开心。他们夫妻在加拿大,妻子生了孩子,他拿到硕士学历,找不到工作。“使我完成了从男孩到男人的过程。” 这个时期,也是他人生最黑暗的时期。但即使这样,他依然渴望做点让母亲高兴的事。他为母亲的要求拼命努力。

徐小平老想着如何这样迅速地成功,但是,这种“让母亲高兴”的奋斗,使他沮丧。渐渐地,他自己开始憎恶这种思维。他想了很久,和妻子也认真谈过。“母亲看到的目标,与我自己的显然不一样,没有超越。”他开始改变这种思维,他对自己说,要为自己活着,而不是母亲。徐小平挣扎着,花了三四年的时间撕破这个东西,挣脱了传统价值体系中“母爱”与“孝子”的精神桎梏,开始把个人独立价值和人生终极目标放在思考的第一位。“那一瞬间,我获得了自由。”

从此,徐小平不在意任何人的目光。不论三十而立,还是四十不惑,人生很长,他是自己命运的主人,有自己的目标。

在新东方十年,徐小平差不多每天都花10多个小时见各种人并和他们聊天,在年轻人中赢得了“人生导师”的称号。徐小平曾经遇到一个来咨询他的女学生,跟他很像。女生说,她的目标是让爸爸妈妈开心。他问,你自己不开心,你爸爸妈妈会开心吗?他鼓励她听从自己内心的想法。 

“今天这个女生已经非常成功。”

从新东方开始就是如此。与其说这个学校帮助学生出国,不如说,帮助年轻人寻找希望——曾经,在漫长岁月里,对于学子而言,出国留学就是巨大的希望,是改变命运的机会。

那时候,徐小平的标签是:著名留学、签证、职业规划和人生发展咨询专家。

当一门生意和时代赋予的希望紧紧相扣时,当一门生意满足的不是物质的需要,而是可以改变人们的命运,这门生意很难不火爆,而且很让人享受。
投资的魅力让他乐此不疲

徐小平享受的还不止于此,他更在意经济发展带来的人格独立。深受西方教育熏陶的徐小平当然知道,商业是改变社会和个体命运最重要力量。民主自由固然是西方国家繁荣昌盛的精神地基,但商业发展才是其文明大厦。一个公司的成长,隐藏着一个国家强大的秘密。

徐小平同样看到,自由职业选择和独立创业之路,是中国青年人控制自己命运之路和获得自由之路,也是改变社会的重要力量。如果一代年轻人感觉到有希望,人人创业,那这个社会就有无限的活力和未来。这也是天使投资对于中国的意义。

这也是徐小平从青年导师转身成为青年“天使”的逻辑。因为他的生意,和希望相连接。

关于徐小平的第一笔天使投资,有两个版本:一是2006年的斯坦福之旅七八个学生得到他的投资;另一个是他资助了一位来自浙江农村的创业年轻人。但无论如何,那群当年的学生,或者说是徐小平所指的这个“天然的师生关系”成为他天使投资特别是初期的主要对象。

到现在徐小平仍很容易被有梦想的年轻人打动,“当年我找钱也不容易啊!”哪怕从商业角度而言有些梦想“并不怎么靠谱”,徐小平也会为之动容而慷慨解囊,需要强调的是资助而非投资。因为说是“投资”,那就是“要百倍回报的”!

像很多天使投资人一样,徐小平也比较习惯圈内人引荐,email沟通或者毛遂自荐的项目机会不大,“你做的是好项目,圈子里的人不可能不知道你”,但徐小平更相信自己“看人”的眼光。一旦认准了一位创业者,他能够容忍对方失败。

创始人杜雪骞是典型的草根创业者,之前做了五六年的一听网,曾经在Alexa排名250,到现在已经滑到1000多,但徐小平又投资了100万帮他卷土重来。

杜雪骞现在开始做的是电子商务网站12点,一家以“闪电发货”为诉求的休闲食品网上商店。“我坚信他能成功,为什么?因为他是与互联网共同成长起来的,有真诚、决心和才华,我觉得他必胜无疑。”

另一个投资案例则让徐小平过了把坐过山车的瘾。一位年轻人在与徐小平接触不到半小时,就拿到了徐500万元投资,之后一年半音讯全无!就在徐小平寻思着要过问下这位创业者近况的时候,年轻人的手机生产企业已经做到年销售额2亿美元,专为委内瑞拉等海外电信运营商定制手机,明年销售额要冲击4亿美元的目标。但徐小平后来才知道,而就在这位创业者消失的那一年半里,他曾陷入被黑社会追债的境地。

“投了我就要相信他,他拿了钱给自己买豪车享受去了,我也只能崩溃。”徐小平继续说道,“model(商业模式)不重要,关键是创业者要够执着,像猎犬一样闻到机会的气味。”

徐小平也看重创业者的“魅力”。至于到底什么是“魅力”,徐思考良久,语出惊人,“举个例子,你没有钱没关系,但要有伟大的爱情!”“有思想有能力有经验,第一次见面我就投了!”

郭去疾的兰亭集势是他最为津津乐道的案例,这是很有可能让徐小平第一个实现退出的项目。2006年,谷歌前中国高管郭去疾给徐小平打了电话,阐述了他的商业计划。20分钟之后,表示“没有听懂”的徐小平提了两个问题,“你们要多少钱”和“给我多少股份”,钱就投了进去。这位美国斯坦福大学的MBA具备了徐小平认可的创业者素质,是他放言不论对方做什么他都会投资的人。

“我能阅读人的心灵。看他是不是真的想做这个事,是不是喜欢这个事。如果和对方聊完,心中想的都是这个人,那就立马投;如果想起的不是人,而是项目,那就不会投。”

历程评述:

新东方之所以成为“伟大的公司”不在于教会学生怎么考试,更多是给了求学者以精神上的鼓励和洗礼。徐小平这位昔日妙语连珠的“精神导师”,正在当年的桃李中寻找另一种收获化身天使投资人。很少有人会想到徐小平会在随后几年获得巨大的投资成功。徐小平说:“十年前,和我打交道的是困惑、迷茫的年轻人,我帮助他们出国学习并寻求新的人生;今天,我和有梦想、极具创造力的年轻人谈理想、谈未来,并把他们召唤回国创造崭新的事业。”

(责任编辑:在陕西网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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